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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40年，大家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日期：2020-04-22 来源：作者：汇桔网浏览：789评论：0 核心提示：本文依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改革开放

　　中国企业管理40年，大家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日期：2020-04-22 来源：作者：汇桔网浏览：789评论：0 核心提示：本文依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主题论坛嘉宾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出处：

　　本文依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主题论坛嘉宾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出处：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主持人：

　　叶康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对话嘉宾：

　　张秋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邓宏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创造创造资本研究院理事、美国内华达大学Lee商学院终身教授

　　刘鹏，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周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

　　叶康涛： 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下半场正式开始。大家下午是圆桌，在座各位也期望听到更多互动，听到更多的争鸣。大家围绕第一个话题——中国企业管理模式40年，大家邀请到4位背景迥异、身份迥异的嘉宾，我想从不一样的角度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互动，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知道。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管理40年，就这个话题来讲，但并不是说大家就那样有信心，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困惑。虽然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大家听到最多的是说由于政策好，由于改革开放，由于WTO、人口红利，但仿佛没有人说是由于管理红利，这第一个问题就请4位嘉宾分别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40年中国企业的进步当中，管理在其中发挥了哪种功效，中国企业管理办法体系，理念也好，在这40年中到底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周禹教授是著名的人力资源教授，多年跟踪中国的企业成长，有很丰富的企业案例研究，先请周教授发言。

　　一、从全方位学习西方到树立自信的理论自觉

　　周禹：谢谢叶老师，有3位前辈嘉宾在这儿，我抛砖引玉。作为教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角色，我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说一些我的小观察。上午有大量研究者、企业家也共享他们的观察和考虑了，我个人觉得中国企业管理这40年，可以说有3个阶段或者3个特点。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宏观体制走向是西学为用，大家一直在学习西方，引进西方，不管是宏观的体制改革理论和理念，还是企业微观主体的实践，比较谦虚、实事求是地说，大家一直在学习所谓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学习，按基本规律办，大家努力向西方学好最具一般性、穿透力和普世性的一般规律。

　　第二个阶段，伴随自己的改革开放的深化，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了。第二个阶段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了，开始选择理论为我所用。我今天中午还在跟我的同事研讨，理论到底是代表普世规律，还是大家可以有主观的意向去加以选择？大家看到在改革实践当中，不管在宏观体制还是在微观实践上，大家经历了一个阶段，伴随改革的深化，自己的视野愈来愈宽广，大家有意识地去做理论的选择、工具的选择，以我为主，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在学苏联，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大家企业学了大量日本的理念、理论和最好实践。后来伴随日本受到经济泡沫影响之后，大家开始总体在学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企业理论，多样性的办法论也融合在中国企业改革开放的路径当中。之前我跟邓荣霖前辈交流过，除去学苏联，大家还学过东欧做早期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些经验。总之，这个阶段大家走的是兼容并蓄之路，以我为主的成分愈来愈突出，自己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的主位性愈来愈强。

　　今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以我为主、因我而创”的阶段。大家看到自己的宏观路径、宏观改革的理论，是在打造自己的自信，打造理论自洽的体系。大家在企业管理上应该要去协同、匹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应当有自信的理论自觉。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一个人的观察和感受是，不管是学术范围还是在实践范围，今天大家在企业层面的理论革新、工具革新和管理革新，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整个宏观体制的理论革新和改革革新，包括在力度上和获得的收获上。大家大量时候还是先把西方的、现代化的学会，再开始去融合。但是我个人相信到了这个阶段，自己的历史积累、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尤其是大家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和大场景，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革新供应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开阔的舞台。大家作为研究者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会，为世界贡献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管理的一些好的实践案例。叶老师，以上就是我的抛砖引玉之言。

　　二、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深化管理的40年

　　叶康涛：很好。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其中有句话令我很有感触，书中说中国大量先进企业的开创者，可能几年前还是一个搞种植的农民，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个西服革履、可以跟外商谈业务的企业家，你可能会问，他们的常识从哪儿来，这些农民企业家经营现代企业的常识、技术从哪儿来？

　　刚才从周教授的回顾，大家也可以从中知道一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企业、企业家的常识来自于融会贯通地学习其他国家的管理理念。周老师抛出来一个判断，即微观企业管理的贡献可能不如宏观的政策、宏观的管理对企业进步的贡献大，中国40年来经济的进步更多地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刘理事长，您多年在宏观研究机构从事宏观的政策研究，涉及到对诸多企业的调查，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刘鹏：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来主要是来学习，向人大学习，向邓荣霖教授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改革和管理起着至关要紧的用途。我结合我的工作经历谈点个人领会，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原来学的是工程自动控制，当时毕业分到一个中等企业，那儿的智能化程度不高，学的东西用不上多少。于是领导说你搞搞管理吧，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以创优为龙头，全方位抓企业管理，从那里起步，我开始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当时确实有大量基础工作在做，包括企业的计量升级、全方位水平管理的定级升级，当时主要是全方位学习日本，企业还学习18种现代化管理办法，包括经济责任制、盈亏剖析、控制图等等，那些管理工具都是很有用、有效的。特别是步骤控制图，企业每一个要紧的原因，对水平的影响也好，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好，通过各种原因的剖析，每种原因又源于其他大量原因，从中找出主要的和次要的，这样的步骤控制剖析对管理提高是很有用的。包括当时大家还搞PDCA循环管理，通过计划、实行、反馈、处置，不断进行螺旋式的上升循环，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家做的工作还包括商品创优，创下省优可以提价5%，创下部优可以提价10%，从而使得企业经营愈来愈好。我的领会是管理对企业的进步确实起了很大的用途。

　　由于对管理有兴趣，慢慢我考了人大的研究生，邓老师是我的恩师。正好1993 年我在校学习的时候，国家要打造现代企业方案，成立了一个现代企业方案课题组。各个部委抽调20多个领导参加，专家学者请了邓荣霖教授，邓老师委派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当时做了半年的时间，在国资委前面那个职工宿舍楼里办公。上午张教授讲到的，国家全方位提出了16个字的现代企业方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全文引用自己的研究报告，正式把现代企业方案推出。其中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打造，为自己的企业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打下了非常不错的基础。

　　自己的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前些年大家每年评选中国企业五百强，最后一名过去是二十几个亿、三十几个亿，去年已经达到223亿，门槛提升得很快，中国企业的规模确实做得愈来愈大，世界五百强大家已经占到五分之一多。

　　最近这些年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国企、央企的改革：一个是国有资本资金投入运营公司的打造，在国开、神华、中粮等几个企业试点推进，第二个是混合所有制，在大家联通包括以职工持股的方法在推进，第三个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所有的公司都要打造董事会，而且要实行职业经理人的方案，使你的收入年薪跟经营营业额密切结合，进一步走向市场。

　　第四个，包括合规的管理，合规这块大家也很看重，大家跟贸促会和跨国公司研究所在年初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联盟。特别是中兴事件出来以后，国家对这个问题愈加看重，跨国公司研究所前一段给国务院打了报告，4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作了批示，要看重企业合规管理。

　　企业的改革包括管理都在不断深化过程中，包括大家每年都在评企业管理革新成就，上午黄所长也讲了。大家评选到目前已经是24届管理革新成就，这是国内最高的管理奖项，每年推出一大批企业管理上顶级的、领先的管理实践。总而言之，我的感觉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深化改革、加大管理的40年。谢谢！

　　三、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能把革新成就商业化的人才

　　叶康涛：谢谢，刘理事长讲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自己的企业管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合规管理这个角度，大家也能看到管理体系的不断健全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原因的推进。今天大家荣幸地请到了美国管理科学之父威廉·库珀的关门弟子邓宏辉教授，您常年在美国，从海外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管理在过去40年的收获，特别是目前贸易战激荡不宁的大背景下，请您结合着跟大家谈一谈。

　　邓宏辉：谢谢叶书记，谢谢邓教授老前辈，我很荣幸跟您一个姓，也姓邓。承蒙刚才叶书记的介绍，我是全世界管理之父库伯的关门弟子，我认识库伯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

　　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的研究都在理论的范畴，在美国做教授之后，我每年差不多有三个月在中国，主要在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等一些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包括EBMA的研究工作。另外也有一个在美股上市的公司我参与他们的董事会，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运作，一点不接地气，没有实实在在参与到企业管理当中。今天上午做报告的各位嘉宾，像陈春花老师是从实战中形成的理论，像钱一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邓教授更不需要说了，是中国管理的鼻祖。从刘鹏理事长刚才的发言，我也能听出来他对管理科学的学会是炉火纯青的。

　　我今天学到了什么？在讲我学到什么之前，第一我要感谢人大商学院办这么一个论坛。近二十年来在中国从上到下，都有一个观念，至少我感觉是这样，大家都觉得中国所有的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是搞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人一说起来，说你是商学院的教授你搞经济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大家商学院是搞管理的，是把经济学的理论用在企业，用在商业。

　　美国前二十个商学院没有一家有经济系。当然除去纽约大学商学院有一小部分做经济，其他的都没有做经济，而到现在中国今天所有的论坛，一谈中国的进步都是在讨论经济的进步和经济学，当然大家目前的人大校长是经济学家，仿佛没有一个人说商学院是怎么样来搞管理的。

　　今天人大商学院提出来了大家要来讨论管理，人大商学院之所以成为顶尖的商学院，人大能开这个主题论坛就是一种创举。上午的嘉宾也谈到了，确确实实对中国企业的一些领先于世界的管理模式，大家还需要概括。今天叶书记说我要谈一下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看法，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谈，我只能谈一些我在美国的感受。

　　中国今天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造成了肯定的威胁，于是贸易战出来了。美国也有些极个别的人士有点极端的思维，用一些诬蔑的办法对待中国，说大家是偷窃他们的常识产权，用市场换技术，是偷窃，说大家对他们进行经济殖民。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假如光靠偷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可以，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攻自破，大家也有大量民族品牌，当然对一些传统范围大家目前比不过美国，但是一些新的范围，如云数据、网络、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这些新的范围我赞同陈春花院长说的，她不一样意弯道超车的说法，我也不一样意。

　　大家今天在这些范围与欧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中国大量企业已处于领先地位，有自身一流的管理经验。譬如华为，还有小米的革新模式，大家之所以在这些范围能成为世界领先，大家是肯定有管理经验的，现在概括不出来，需要大家一批商学院的教授来概括。至少我要证明大家这个论坛的重要程度，我期望中国人能把管理学不要紧学科这个认识扭转过来，管理科学是当下的一个重点，是实践与理论革新的重镇。我也期望咱们人大这个论坛每年甚至每两年要接着办下去，为中国企业真正的超越，做到世界真正的老二或者老大作出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这是我的第一个要表达的看法。

　　刚才叶老师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展望一下自己的管理科学将来的进步，他问到我的心坎上了，这正是我在国内现在做的，我跟北大和其他学校都在做的一个事情。大家看过得克萨斯大学创造创造资本中心，创建这个中心的人是谁呢？在座的大家今天都说革新，大家都了解美国的硅谷，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提出来建硅谷，在座的有人知道吗？提出建硅谷的是一个俄罗斯裔的犹太人，他提出建硅谷，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也是他建的，他是独资，把硅谷建得差不多的时候，布什家族把他请到奥斯汀，把奥斯汀建成了美国高科技2.0版本。中午吃饭的时候邓荣霖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他刚从美国芝加哥回来，他就说大家凡事不可以求极端，我同意他的看法。美国今天有些在衰落，但是大家也不可以走极端，以为大家多么了不起，大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邓荣霖教授说到美国革新就是厉害。为何美国的革新厉害？大家大量中国人说美国的科学家厉害，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其实不是，这也是我在国内努力奋斗要做的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牛，科学在大量范围领先全世界大量年，不是由于他们有多么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做科学的天才多得很，凭自己的人口红利，就算大家有很大一部分人移民到美国，但是大家还是不缺。但是为何中国革新创业没做出来，而美国革新能做的那样好？

　　就是由于建硅谷的那个人他有尤为重要的一个看法，他说假如要把奥斯汀建成一个高科技的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大学，要有好的工科、理科，但更要紧的是这个好的大学必须要有好的商学、管理学，为何？能否做到更好的科技革新，不是看你有多少科学家，而是看你有多少管理人才能把革新转为商业化，只有形成了商业化，这个革新才能循环往复进步下去。也就是说他强调七分管理，三分技术，今天大家在座的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何管理是核心，大家可能一般觉得科学才是中心。

　　我今天跟国贸一些基金经理讲这些问题，那些基金经理一说起来就是大家这个技术多么好，自己的天使资金投入看到一个革新的技术多么好，我说你错了，天使资金投入不是这么投的。天使资金投入是看团队，就像大家搞房产买房子一样，前三个要紧指标是地段、地段、地段，天使资金投入看革新项目，前三个指标就是团队、团队、团队，而不是这个项目、这个技术。为何？由于这个团队好，它永远就能给你做出一个好的技术来，技术再好，这个团队不可以，在扯皮打架，再好的技术给它，它都做不出来，这就是大家下面管理学院核心要进步的，即培养能把革新成就商业化的人才。

　　我现在在做的，我不便捷透露，可以大致说一下，大家和北大筹备和斯坦福建一个革新科技园，总部放在北大，深圳放一个，大家把全世界优秀人才集合起来，在培养革新管理人才的同时，孵化新的技术，这就是大家将来要进步的。大家若要真正赶超美国，大家商学院就是要认准这条道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共享的，同时我也很感谢人大商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商学院、管理学院第一家提出来要办这么一个论坛，我期望这个论坛以后能长期进步。我也期望下次能否再给我一个机会再来学习，谢谢！

　　四、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企业探寻最好实践的过程

　　叶康涛：感谢邓教授共享的很冷静的一个考虑，来自大洋彼岸的考虑。前段时间有一个机构来跟大家谈合作，他说自身有多少资源，有多少技术，问大家能贡献什么？毛院长说了一句话，大家贡献商业模式，你这些资源、技术如何整理到一起，得靠好的模式，靠好的管理，对方也很认同。这个例子也是间接回答了管理在企业进步当中的用途，邓教授说到了大家这个功效发挥得不够，譬如双创没有非常不错地把这方面发挥出来，将来中国的进步，我觉得管理学的用途应该要愈加强化。下面大家请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张院长，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请您来谈谈管理在中国进步当中的用途。

　　张秋生：第一祝贺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这个事情尤为重要。在我成长过程中有大量恩师，这么多年之所以做企业并购，是受到邓教授的启发，坚持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并购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家所处的这个年代给40年中国的管理供应了一个很好的土壤。我觉得大家这一代人是很幸福的，由于大家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改革开放40年都是亲历者，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见证了中国管理的进步。今天早上黄群慧老师在报告中把中国的管理历程分成几大阶段，目前大家很有必要再去重温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点特别想说的，大家目前来谈论自己的企业管理是中国管理、西方管理还是什么管理，感觉它仿佛是个集合，其实要进行划分的，哪怕中国过去40年管理进步过程中也都是东西交融的。假如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这个阶段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实质上就是在摸索把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如何结合起来，是探寻最好实践的一个过程。

　　在进步过程当中，企业家们都热切期望可以通过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的管理哲学，找到对企业自己进步有用的工具，尤其是企业家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这个工具啥时候可以用，这个工具拿来之后能产生什么成效。这个过程也是把西方哪怕是MBA教科书上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管理技术进行中国化的过程，它不单纯是引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落地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不断试错的，譬如在管理界大家都了解的一些国际很顶尖的管理顾问公司，无论是做策略的还是做人力资源的，还是做什么的，这么多年经历的过程中，譬如他们市场报价就很了解，他们市场报价有的一千万起点，有的五百万、三百万起点。大量企业这么多年来在摸索管理之道的实践过程中都能感觉到，鞋穿上合不适合自身知道，这个过程产生了大家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如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这个想法。

　　大家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有共同的愿望，尤其是伴随大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期望对世界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有所贡献，产生很多的无论是学者的想法、企业家的想法，甚至是政府的想法，立各种各样的课题，期望产生中国的管理理论。今天这个活动也是这么多年来各界对打造中国管理模式、中国管理理论一个很好的开端，要变成系列化的论坛来拓展活动。

　　这么多年来，在我印象当中，已经小一二十年了，一直期望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可以具有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刘鹏理事长所在的中企联曾经立项了一个课题，用五千万资金，动用了中国、世界先进的企业家、研究学者来探讨中国管理理论到底有哪些跟西方不同的东西，当然产生了一些成就。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个事情还在进行当中。

　　包括今天这个论坛的发起也都是贡献，今天论坛请来高水平的专家们，上午五个专家的发言都是从不一样的路径、看法、办法来探讨中国式管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这个也用不着着急，不肯定非得说要形成一二三、四五六的体系才算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我觉得有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暗地里的影响，或许也不坏，更要紧的是意识动员、思想动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北京交通大学的老朋友，大家两个学院之间长期以来有很好的合作。作为中国顶尖的商学院，可以发起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本身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老一辈教授像邓老师这些大教授的文化传承的勉励下，把中国管理的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持续的问题，来动员整个管理学界甚至经济学界，共同来研究、进步。上午邓老师说过了，管理学界作为独立的学科时间也不长，从学科来讲，经济与管理的界限既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管理理论家其实原来都是经济学家，所以把全世界的商学院、企业都团结起来，为中国管理作贡献，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人大商学院的优良禀赋

　　叶康涛：谢谢张院长，构建中国管理模式这条道路，要政企联合、产学研联合，在过去几年张院长也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做了大量工作。上午徐少春说就中国管理模式六个字征求过另外一名著名企业家的建议，对方说这六个字我只认同两个字——管理，不认同是中国独特的管理，不认同管理能成为一种模式。陈春花教授她当时去六和，有一次我跟她聊，她原来在南方也是帮美的和一些南方的企业做咨询。她发现同样的想法在南北方的企业具体做法却不同，由于南北方人的性格不同，做事办法就不同，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中国北方管理模式、中国南方管理模式，是不是还有这个区分，是不是管理模式愈来愈复杂？

　　复杂的表现背后，大家做学者的觉得它有一个根，一切表面行为都要有一个逻辑的根，上午徐少春把它归结为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在座4位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假如存在中国特点管理理论和实践，那样它的基点是什么？

　　周禹：今天给的题目都特别宏大，各位都是国内外的顶级专家，共享的信息穿透力非常不错，颗粒度很高，我一个人一直在耐心地聆听学习，我不知道在座的企业家和学员们，大家可以从中领悟多少具体的信息。叶书记问假设是有中国特点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或者模式的话，这个基点在哪儿？

　　我是80后，当年在人大学习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禀赋，即人大一直很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在上学期间就一直跟企业的实践深度合作，后来读研、读博士的时候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践理论研究范式，这给我供应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促进我去考虑把中国的本土智慧和西方科学范式如何做融合，大家从中观察是不是存在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或者中国特点。

　　我想从两个小层面来谈谈我的小见解，或是说给大家的小汇报。刚才谈到了管理学，管理有没有独特的理论，以及要考虑啥是理论，这也不是轻易说了解的。尤其是从不一样的主体视角来看，假如大家做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其实大家对啥是管理理论或者啥是理论，大家是有一套科学哲学语境下的界定的。

　　我相信对各位实践者而言，大家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对管理模式的理解不太一样。在今天这个信息和常识爆炸的年代，有时候大家把一些洞见、一些经验性的概括、一些发散的现象仅仅做逻辑化的整理，会误觉得它们是理论。或者今天大家传播的大量语境，譬如在微信里面这种不断传播的语境，仿佛很时尚，传播性很强，大家也会误觉得这些信息是理论。回到学术来看，真正上升到理论范畴，其实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过程，是需要做深度理论加工或者一系列研究办法论加持的一个过程。

　　我经常说走至今，大家有实践禀赋给大家供应基础，去进行所谓的基于经验主义的构建理论。但是大家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相对具有封装性的中国特点的管理学呢？我觉得这个结论为流行早。包括大家说到华为，任正非在2016年自身就说过，各位专家学者千万不要概括华为模式，西方工业史、管理史走过几百年的历程，大家华为才刚刚摸到皮毛。

　　大量时候大家商学院有非常重要的用途，第一条路径，踏踏实实地把先发优势积累的管理理论、经验或者实践先完全学透，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结合大家情境的具体性、实践的具体性，大家从中能有一些新贡献、新发现和新叠加，这个已经是大家正在做的工作了。

　　当然假如回到叶老师提的问题，将来中国假如有大家自身所谓的范畴化的理论了，它的基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的看法是三条主线：要么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文化的某种精神连接，要么来自于与宏观体制的方案连接，有可能激起出大家所谓中国式的理论，第三条路是中国企业踏踏实实地基于实践地加以凝炼。我觉得这三条路径是将来大家可以积累、综合出所谓有中国特点的某些理论范畴或者理论逻辑的三条路线，个人之见，不见得对。

　　六、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研究和理论革新有待进一步推进

　　叶康涛：感谢周教授贡献的小建议。周老师的意思是先学习，先把它学会，再进行革新、积累，三个路径中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目前的体制，再一个就是大家丰富的实践，我倒觉得周教授的看法与大家党新时期的教导思想不谋而合，理念很先进。刘理事长您对此有哪些看法？

　　刘鹏：我觉得一般大家讲理论教导实践，实践再进一步概括上升为理论，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学校学习的是理论，企业学习的也是理论，通过企业的实践如何把它进步健全这是更要紧的。刚才讲了，这么多年企业管理革新也有几千项成就，每一个成就都非常不错，但是这个成就只是对个体企业有用，在别的企业可能不适用。大家就需要把这些理论实践如何能升华成理论，让大家一般都能实用。

　　我一直期待，大家专门设立一个企业管理革新部，这么多成就是不是要好好概括一下，梳理一下，包括大家请一些管理专家一块进一步概括新年代中国企业管理革新的理论。我刚才说，我对过去18种现代化管理办法工具印象很深，能否继续概括一些对企业有效的管理工具，这个工作还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的是更好地推进企业的进步。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还是非常重要，需要大家关注的。譬如品牌管理，目前我觉得大家中国企业缺乏品牌，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企业做得也很大，商品很大地丰富了，但是你说在全世界叫得响的商品、自己的名牌有多少呢？自己的品牌还是很缺的。像美国各个行业的名牌一大堆，譬如波音这样绝对垄断的企业，又譬如耐克，大家给人家加工拿几十块钱的加工费，它拿去卖几百几千，这就是品牌的价值。大家去瑞士开会，瑞士的大量名牌、手表、军刀，全世界都去买，像手表从几千到几百万都有，一块手表是几台车的价值。为何瑞士福利那样高？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人家通过高附加值创造的高福利的社会。相比之下，大家这方面确实很欠缺。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那年去乌干达碰到一个中国企业生产手机，乌干达很穷，首都的街上红绿灯都没有，一到晚上全停电。这个中国企业的手机就卖一两百块钱，把当地市场合有品牌的手机都冲击了，忙了半天，一个手机才挣十块钱。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有大量还需要创造高附加值的商品，特别大家过去有大量好的品牌被兼并了，被外资购并了，有的消亡了，品牌企业还有学术界应该看重这个问题。

　　还有人本管理，大家原来强调人力资源，把职员如何调配好、采用好，更要紧的还是勉励。在勉励这方面，大家目前当然跟海外也有差异，大家到西方、到北欧学习，他们总给你讲人力资源，讲劳动关系，讲集体谈判，讲协商，讲怎么样调动职员，而大家自身国情下的协商与海外是有不同的，譬如国有企业工资总额是给你确定好的，工资总额你没有方法谈判，只能是谈结构。民营企业基本是老板说了算，职工话语权很低。总而言之，自己的勉励和谈判还是很不足，人本管理的核心这方面大量企业还是欠缺，当然大家已经有大量好的实践，如海尔讲人单合一，人人都是经营者，这是强调人的本性，这方面还需要加大。

　　第三个是优化管理，特别是智能化企业，甚至无人的企业，譬如一些现代化的银行和工厂，大家去企业调查，讲优化非常重要。目前人力资源日益紧张，为了节省人力，企业很多加入设施，那样，到底这样做企业经营效益合不合算，应当如何优化？不优化企业效益提升不了，但要有科学性来教导，得有可遵循的路径如根据肯定的时间、节点来进行优化，这都是大家企业管理理论需要研究探讨的。

　　最后是商业模式的革新，网络、云数据、电商的进步，包括组织结构、推广模式等等都需要革新。我觉得自己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非常不错的相互结合，都需要非常不错的进行研究和进步。谢谢！

　　七、中国企业管理是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叶康涛：讲得非常不错。刘理事长强调的一点我感觉跟周教授的判断一致，大家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要学习，同时提到大家有三个方面是有可能获得大的突破：一个是好的管理实践做法，包括品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还有自己的管理科学，这一块中国是比较强的地方，由于大家数学好，所以管理科学这块或许是将来大家能做大量工作的。第三个是商业模式，自己的大量移动支付服务、共享单车，可以说在全世界应该算是做得很成功的商业模式革新。我很认同刘理事长的这几个判断，邓教授，您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

　　邓宏辉：我先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大家进步40年了，有没有大家自身一套管理模式或者经验？我也很赞同前面两位提的，包括周教授说的，整个管理科学或者管理办法、企业和商业的进步，大家从头到尾改革开放这40年都是学西方，不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欧美、日本。大家到目前也是有差距，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自身的特点和模式？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必定地说，必定是有。但我一个人找不出来，我确实这么多年没有深入到基层去看，我看了大量其他人写的东西。

　　我为何这么必定地说有？我记得我不久前在微信上看到过一个关于中国GDP从60年代到最近进步的报告，就能看出来这20年来自己的GDP有那样长足的增长，不完全是人口红利。假如大家一点自身的作为都没有，从很小很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GDP，这里面肯定有成功的优势。包括今天上午几位大咖也都说了，陈春花教授说她一直在研究中国管理经验。

　　也有无数人在研究华为的经验，任正非说你不要研究，他确实是谦虚。我也看过华为，大家可能很大一部分人概括它有三个要紧的经验，一是它的人力管理，二是它的企业文化，三是它的管理软件，刚才叶书记说都是三个革新，管理科学上的革新，企业文化的革新。

　　我觉得可以概括一句话，今天上午几位嘉宾提到了，中国假如有一流的地方，它在哪儿？大家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在人力的发挥上、企业文化上，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包括它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文化塑造、管理模式和管理软件的革新。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一个人不敢必定，需要到基层做研究，我最缺的在中国也就是这一块，我很期望跟在座的一起继续努力，尤其人大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提出概括中国企业管理40年这个命题来。大家确实还有落后的地方、要学习的地方，大家为何在革新上差？大家要学习的地方，譬如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可以学习他们怎么样在管理学院培养出革新的管理人才。

　　据了解中国的天空上有五万个天使基金资金投入人，我看到的所有资金投入人一见面就跟我说：这有一个好项目，你跟不跟？我说假如当这一段对话下次变成说：哥儿们都是天使资金投入人，这有一个好的团队，我筹备投他们，你跟不跟？假如他说的这个好团队还是人大商学院毕业的，中国就有期望了，中国的革新就有期望了。谢谢！

　　八、企业形态的丰富性是产生中国管理经验的理想土壤

　　叶康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记得张五常说过一句话，中国必定做对了什么才能至今的规模，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肯定做对了什么，才能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这些做对的地方需要在座的各位进行挖掘和提炼，我想听听张院长的看法。

　　张秋生：刚才已经谈到了人口红利，在大家眼里，人口红利它仅仅是一个要点，目前无论是经济学上说的全要点生产率，还是生产函数。管理是什么？我觉得管理就是各种资源要点的最好配置。中国走至今，不管是谁的管理，中国的理念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工具也好，办法也好，不结合中国实质是产生不了中国奇迹的，大家姑且称之为中国奇迹。

　　假如说目前谈到中国式的管理，我基本上同意周禹老师的说法，也是最近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西方的管理大多数都体现到了从50年代以后，70、 80年代至今，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包括目前的国际顶尖论文，主流可能是基于西方的管理办法。

　　中国的原因在哪儿呢？我觉得在讨论这个中国式管理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大家中国的哲学。中国管理哲学源于大家所说的从几十年到目前这个实践，假如中国管理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如何可以把它挑出来，我个人领会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关于大家中国独特的辩证法，大家都了解西方更多是“零一”，中国是辩证法，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今天早上两位专家都谈到了辩证法的问题，在陈春花老师的PPT上有一张阴阳图，包括还有学者提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校训，本身它也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在各个范围都有所体现，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辩证法。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处就是西方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西方的个体相对较强，中国的集体相对比较强，这就诞生出大量特别的东西，譬如说东方的集体主义，团队合作本身就是集体主义。包括大家党的所谓班子本身也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东西方哲学上也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两点我是在进一步补充刚才周禹老师讲到的出处和途径。这是中国模式出处的第一个方面。

　　下面一个问题说到中国模式，我不是特别喜爱“模式”这个词。第一我觉得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室，大家这么多的企业，各种形态都很丰富，这种丰富性就是产生中国管理最好的土壤。为何？由于企业组织，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经过几百年的进步，它的组织已经高度产业了，但是中国的企业形态远远丰富于西方发达国家。譬如餐饮市场，餐饮是市场经济当中最活跃的一个业态，但实质上你们只须对比中国的餐饮和世界发达国家的餐饮，就会发现由于西方餐饮公司高度的产业化，它的多元性已经大大少于中国企业。这个不好说自己的多元性是源于落后的理由，还是哪种起因，但至少供应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土壤。

　　大家有那样多世界级企业，有那样多的中小企业，又有那样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在研究中国企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是大家中国在组织进步过程当中具有特别丰富的形态的企业，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是同一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生态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觉得这也是产生中国式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资源。

　　一般学者无论做什么样文章的时候，经常会说到国有企业这个变量，实质上你假如把国有企业再仔细打开之后，里头又是五花八门的，这里面的世界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实验室。假如说研究中国式管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什么？除去华为，我觉得可能是海尔，也可能是联想，这些本身都不要紧。但是假如谈中国式管理，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人来研究大家刚刚过了97岁生日的中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按企业管理的办法对一个庞大国家进行管理的案例，它经历过近一百年时间。

　　今天早上钱总的报告讲到IBM纪念一百周年，让我很感动。为何？由于一个企业常青是了不起的收获，假如一个企业能度过各种各样的周期，大周期、中周期、小周期都能度过的话，这个企业的管理才是真正一流的。大家有时候教授们脸上很没面子的，说这个企业挺好，可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企业宣布破产了。多少中国商学院有多少曾经把GE作为案例，今天GE碰到了困难，并不是说它将来就不会辉煌，就像是大家原来所讨论的柯达一样。在过去几百年当中，企业经过大周期、小周期之后，如何一直传承下去变成企业文化、企业精神，这就是尤为重要的一点。

　　组织的力量是什么？不一样的话题，其实都谈到类似的词。在企业并购当中谈到并购，谈到整理，在今天的嘉宾演讲当中也有谈到各种各样关于整理的事情，也有关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个体企业，企业利害有关人，不管在各个学科、各个范围，它的专业范围内的名词是不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个体力量与群体力量之间的关系。

　　你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做联盟企业的研究，做企业并购的研究，还是做其他研究，目前现在都没有解开的一个谜，这就是组织的力量，假如说大家在中国式管理研究当中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组织的力量是什么？在西方，市场的力量第一位的，而在中国，我觉得不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企业有企业的组织，有企业集团的组织，有核心企业和松散企业的组织，有的组织，但是归根结底，组织的力量是什么？这是管理学当中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点。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办法的问题。我觉得科学办法就像今天徐淑英老师所谈的，过去在实证研究办法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大家调整偏差。从像陈春花老师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再概括出一些东西来，这两种办法都需要找到逻辑，这就是科学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靠谱的、可以重复的逻辑，只有把这个逻辑概括出来之后，才能变成中国式管理常识。

　　中国式管理常识跟中国实践之间是有差异的，由于大家经常探讨四个词，即数据、信息、常识和智慧。信息是有含义的，数据和常识是有意义的信息，智慧是什么？是常识的灵活运用。哪怕中国式管理出来之后，我想也有一个把中国式管理常识加以灵活运用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式管理对企业、对商业、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就是我想谈的几个方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很感谢，我的领会是张院长所谈主要的一点，是强调了组织作为研究单元，由于在中国大家是集体主义的一个社会，组织的力量是很强的。大家要关注组织，组织是多样化的，长周期地来看，这个视角对大家理解中国式管理有很大的启发。大家最后第三感谢4位嘉宾很有洞察力的共享，第三感谢！

　　（文字整理/编辑杨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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